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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2007/5/1

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公告

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吉祥物（又称“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吉祥物”，以下简称“吉祥物”，包括吉祥物的形象和名称，下同）已于今日公布。

福娃是北京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吉祥物，其色彩与灵感来源于奥林匹克五环、来源于中国辽阔的山川大地、江河湖海和人们喜爱的动物形象。福娃向世界各地的孩子们传递友谊、和平、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福娃是五个可爱的亲密小伙伴，他们的造型融入了鱼、大熊猫、藏羚羊、燕子以及奥林匹克圣火的形象。
　　每个娃娃都有一个琅琅上口的名字:“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和“妮妮”，在中国，叠音名字是对孩子表达喜爱的一种传统方式。当把五个娃娃的名字连在一起，你会读出北京对世界的盛情邀请“北京欢迎您”......

2007/4/17

门票启动销售发布会举行北京奥运会门票开始预订

官方网站4月15日讯今天上午，北京奥组委在京召开“北京2008年奥运会门票启动销售新闻发布会”。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伟宣布北京2008年奥运会门票即日起开始面向全球公众预售。

王伟在致辞中说，门票销售是举办奥运会的重要组织工作之一。尊重国际惯例，符合奥运会运行规范，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地做好门票销售，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公众现场参与奥运会的热切愿望，是北京奥组委票务工作的原则和目标。

根据北京奥运会票务计划，从即日起，总数超过700万张的北京奥运会门票开始接受公众预订。其中，北京奥运会门票国内销售的部分约占75%，海外销售部分约占25%。

境内公众购票包括四种渠道：登录北京奥运会官方票务网站；拨打北京奥组委票务呼叫中心热线；到北京奥组委指定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中国银行门票代售网点预订；奥运会期间，在门票还有剩余的前提下，可以到场馆现场购票

注：北京奥运会官方票务网站：http://tickets.beijing2008.com

北京奥组委票务呼叫中心热线：(010)952008

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监督委员会受理投诉举报电话：(010)66698127；电子邮箱：jiandu2008@beijing2008.cn

21:32:58 | 添加评论 | 固定链接 | 写入日志 | 新闻与政治

2007/3/22

“妖魔化”日本的背后-写给互联网上仇日的朋友们转2

早稻田的反骨
“反对美国侵略阿富汗，伊拉克！反对日本参战！反对日本政府制定有事法制！”
从今年年初日本国会开始讨论有事法制以来，在早稻田大学社科学部门口硕大的告示牌上，这条硕大的标语就贴在上头。寒暑易节，秋天里，东京遭遇几十年来最强烈的台风，这条标语也不堪风雨，很多字破损了。然而第二天，那些破损的字就被修补得完好如初了。冬天里，它还是在那里义无反顾的呐喊着，俯瞰和警醒着来来往往的学生们，成为校园里最醒目的主题。
喜爱早大，尤其喜爱它的这种造反精神。
早大的前身是１２０年前的东京专门学校，它的创办人大隈重信曾出任首相，在日本倡导政党政治，清风傲骨，受到排挤，遂别政坛，转而创办学校，倡导“学问独立，培养模范国民”。正是在这样的校训下，１２０年来，早大的学术风气以“在野”精神著称（请注意不是“学问自由”）。简而言之，就是“决不与权力者合作”。
日本有两所私立大学最出名，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号称“私学双璧”。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好像都不太了解庆应大学，知道早稻田的人反而很多。或许是因为这所大学有一个古怪的名字，我曾经翻阅校史，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拍摄的照片上，学校的周围居然还真是稻田一片，丝毫不同于今天的校园。
当然，也因为我们中国人熟知的一些名字也都和这所大学有关，比如李大钊，廖承志 nbsp;
早大是日本较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大学，１９０５年，早大开设了“清国留学生部”，三年间共培养了２０００多名清国留学生，其中就包括李大钊。所以可以说，中国Ｍａｒｘ主义思潮的的渊源和早稻田极其深刻。
在大多数日本人心目中，早稻田是一所平民学校，而庆应则是上层精英的学校。历史上确实如此，庆应的毕业生，大都进入政界，商界，学界和医学界，即所谓上流社会，早大的毕业生则充分融入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不过，时至今日，两所大学的区别已经不很明显，早大毕业生很多也进入政界，但是早大最宝贵的财富并不是那些当上首相什么的政治家，而是它平民化教育培养出来的活跃活跃在文艺、评论、音乐、电影、美术、戏剧、娱乐、传媒、体育等大众领域的“模范国民”。虽不显赫，但掷地有声。村上春树如果不动写作的念头，他还是一间普通酒吧的老板，这样的早大毕业生多如牛毛。
有一点，早大人一直没有丢，那就是“反骨”精神。说白了，就是造反，凡是当权派说的话，一律反对，日本政府自不必说，还包括大学管理当局。
５０、６０年代日本闹学潮的时候，早大的学生当然气势汹汹，我的保人香取老先生，当年是学运领袖之一，曾经因退出“反动当局控制的大学”而名噪一时。关于早大的学生运动，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有过对虚伪的学运领袖的描述，看过《挪威的森林》的朋友都知道，主人公“仆”很不屑于那些虚伪的学生领袖，对他们的丑态极为愤慨。但是“仆”的身上又何尝不闪耀着“反骨”精神呢？当学运分子都复课以后，“仆”采取了自己对抗这个社会的行为，在点到自己名字的时候不应声。至今，早大的老师仍然在开课以前点名，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村上春树。但是，我没有“仆”的勇气。
如今，日本（或许全世界都）已经告别了风起云涌的政治斗争的时代，早大的“反骨”似乎已经不合潮流。有时候，我看那些依然在校园里演说号召抗议政府这，抗议政府那的学生们，听者寥寥。的确，他们的那些政治主张很难说理智和正确，有时候给人以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感觉，但是，还是有那么多学生和老师执著于早大的“在野精神”，因为那是立校之本。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唐吉珂德挑战风车的勇气。
秋天的时候，小泉访问平壤，朝鲜首次承认曾经绑架日本人，金正日还道了歉。这个问题成了席卷日本列岛的热门话题，绑架被害者家属成了轰动全日本的新闻人物，到处演说。几位家属也来到早大演讲，然而就在会场外头，依然有学生高举标语牌，反对小泉政府和早大当局利用绑架事件制造反北朝鲜的气氛，反对借此歧视在日朝鲜人。我想，在那种社会氛围下，对于朝鲜过去的恶行，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持批评之声，做出这样的举动是需要勇气的，这是可贵的反对派的声音。也许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他们的“异端”观点却在时时刻刻鞭策着人类社会的歌舞升平。
早大的学生组织叫“学生自治会”，而不同于我们的学生会，没有官办色彩，而且处处与校方作对。双方甚至多次对簿法庭，当然，这些的学生组织肯定败诉。每年１１月早大都要举办著名的大学节“早稻田祭”，１９９６年，学生组织和校方因对收入款项的使用发生纠纷，校方停止举办了这一持续多年的传统活动，一停就是６年。今年，在老校长奥岛孝康即将卸任的时候，也许是他不计前嫌，同意恢复大学节，当然费用全部由学生组织自筹。在告别式上，老校长拉着新校长一起登场，面对的却是台下学生们的一片嘘声，而对另一位出场的嘉宾——流行音乐名人——小室哲哉则是欢声雷动，搞得小室故意低调，以免气氛过分尴尬。这个场面给我印象深刻。倒是在齐唱校歌的时候，满场回响起那熟悉的旋律：“在首都西北，早稻田的树林中——
中国大学中，北京大学最以“学术自由”闻名，所以我拿它来和早大比较。学术自由当然重要，它号召人们思想解放，进取创造。但是我以为早大的“在野精神”更高于北大的“学术自由”。因为，即使处庙堂之高，他一样可以说自己的学术是自由的，自由地赞颂庙堂之高。而早大的“在野精神”则倡导的是学问独立，就是时刻都不依附于权力者而发言。有时候，尽管观点谬误，但是处江湖之远，却远离了显学和官学。
喜爱早大的造反精神，因为那是我所不能的。
我所知道的日本人，日本人像老鼠一样酷爱大米
记得新加坡强人李光耀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日本应当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仅是局限于教亚洲人种最优良的水稻，生产品质最好的缝纫机。
日本的大米品质好，而且也多得吃不完。于是，吃不了的大米用来作谈判的筹码，援助粮食短缺的朝鲜。
日本和朝鲜两个国家如此之近，而且地理条件并非天壤之别，为什么稻米产量如此悬殊呢？看书上说，日本的水稻种植技术还是从朝鲜半岛传过去的。我奇怪，日本怎么就没有严重自然灾害影响粮食收成的新闻呢？莫非日本列岛天然对自然灾害就有免疫力？
其实，虽然当今的日本仓廪充实，但他们也曾经有吃不饱肚子的时代。
二次大战中，日本开始实行粮食专控制度，农民的粮食全部由国家收购，这种制度在战后食粮短缺的时代不得不继续维持。今日东京的繁华商业街新宿当年就是出了名的黑市，市民到那里交换大米等生活必需品。直到５０年代中期，人多地少的日本才摆脱了粮食短缺的局面。但是，粮食专控制度却继续保留到８０年代才被废止。长期保留这一落后于时代的制度，我猜是出于日本人格外强烈的危机感。
１９７０年代，日本的大米已经开始多得吃不了了，但是国家仍然牢牢控制着稻米市场，半官方的“农业组合”的职员们依旧不厌其烦，挨家挨户教导农民要把稻米交给国家，而不是非法粮食商人。然而，收上来的大米国家仓库已经盛不下，没有办法，只好把多余的大米用来喂猪。大米成了猪饲料，象征了日本战后经济腾飞带来的空前富庶，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已经永远成为历史了。
８０年代的时候，日美两国为开放日本的大米市场谈得不可开交。美国政府在加州农民的游说下，施加强大压力终于让日本打开了保护得似铁桶的大米市场。加州的农民知道日本人爱吃大米，而日本大米价格贵得离谱，以为他们的大米进入日本市场肯定有赚头。但是大米市场真的开放以后，如临大敌的日本农民倒松了一口气，因为美国的大米也好，泰国的大米也好，尽管便宜，但是品质没法和日本大米比。吃惯了“国米”的日本消费者对“洋米”一点儿也不感冒。
我到日本著名的大米产地新泻参观的时候，和当地的町长（镇长）同乘一辆车。路两边是连成片的金黄稻田，一直连到蔚蓝的海边，风景煞是好看。但是在连片的稻田里零零星星分布着长满野草的田地，就像一块块牛皮癣，显得极不协调。我很疑惑，就询问町长是怎么回事。这位数次当选，戏称我还没出生他就在这里当町长的７６岁老人，十分不满地告诉我说，那是美国霸权的象征。
原来，在美国压力下，日本开放大米市场后，政府借口说本国的大米种得太多，吃不了，需要限制水稻的种植面积，实际是要压缩国产大米产量，留出配额进口美国的大米。于是，一些稻田被强制抛荒，宁长杂草，不许播稻。虽然这些荒地的主人一样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到不菲的补助金，但是看着土地荒废在那里长满杂草，而日本政府居然还为此往里贴钱，农民出生的町长就十分不满意。
而我到另一个出产“近江米”的滋贺县农村访问的时候，正好赶上收获稻米的季节。我被安排住在农民和田家里。和田先生不仅是当地有名的种稻大户，而且还是市议员。本来约好他也出席我的欢迎会，但是直到欢迎会结束，客人们都散了，他还没有出现。日本朋友都急了，反复打手机催他。终于，头上缠着白毛巾，皮肤黝黑的和田先生开着小农用车来接我了。在车上，满头大汗的他向我道歉之后，通知我还不能回家，因为稻米加工场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我说那我跟你一起看看，顺道也帮帮忙。就这样，我跟他来到田边的一个大仓库里，两台庞大的精米机隆隆作响，原来他不仅加工自己种植的大米，而且还替周围农户加工。这几天是水稻收获季节，和田先生说今天收割的稻米必须今天之内加工完，然后明天就可以出货。当天收割的稻子当天加工完成，第二天就送到到消费者碗里，日本大米口感好的秘密就在这里，但是相应的，价格也是贵得要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日本农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不是跳蚤。
那天晚上，我跟他一直干到１０点多，和田有些不好意思，就先开车送我回去睡觉，然后他自己一个人返回加工场继续干活。第二天一早起来吃饭，我发现他一脸疲倦，问他干到几点，他回答说今天早上４点才把昨天收来的大米都加工完，而今天收割的大米还要加工，这样的日子会持续一个星期。他真是个不折不扣的铁人。
讲了点关于日本大米的故事，其实日本的农业在政府“无微不至”的保护和农民辛勤的劳作下，还有很多在我们看来的趣闻。比如，北海道是著名的土豆产地，据说有一种土豆，为了让其更美味，农民在地里播撒黄油，说这样出产的土豆鲜嫩金黄，特别好吃。我又听说，日本的“和牛”牛肉特别贵，因为他们要给牛听音乐，做按摩。起初我还不相信，有一天看ＮＨＫ的电视新闻，居然报道说某牛肉产地的农民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把他们的牛运到高原去避暑，秋季来临，今天这些养得膘肥体壮的牛就要返乡了！我的天，老牛同志享受的是几号干部的待遇！

日本最出名的上班族
日本人田中耕一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几乎是一夜之间，田中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上班族变身为家喻户晓的世界顶级的科学家。这是一个新版本的日本神话。和他自己一样，和许多人一样，诺贝尔奖的评审们把这么重要的大奖颁给田中这个小人物，让人吃惊。但是又让人感到天道酬勤这句老话的份量。
当年田中在发明那台后来导致他获奖的仪器时，唯一的奖励是从公司领到了合６００多块人民币的专利奖励费。而且为了专心科研工作，他主动放弃晋升的机会，一直是“主任”。这个主任在我们中国，连个科长都不是。就是这个小人物，没有博士头衔，普普通通的本科毕业生，鲁迅先生的校友，公司里的小职员，哆哆嗦嗦，慌慌张张穿着工作服跑到镜头前语无伦次地描述自己获奖的惊讶。如果这事情发生在中国，一定又给宣传喉舌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社会主义典型。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民族的确是个内向沉默的民族，甚至有时候压抑得有些变态。但是沉默的日本人工作起来玩儿命，似乎他们的工作精神是不需要后天教育的。有一次去箱根旅行，返回东京时乘坐的大巴在高速公路上遭遇塞车，回到东京市内时已经是晚上９点多了。大巴行使在高架路上，从林立的大厦中穿行。隔着车窗我看到，在那一层层灯火通明的写字间里，无数的上班族还在埋头工作。我被这道风景感动了，正是这些上班族们的勤奋工作造就了日本战后５０年的基业。这些玩命工作的上班族，据说每周的工作时间高达６０小时。如今，他们中间也走出了诺贝尔奖得主。很多日本学者，包括今年物理学奖得主小柴教授都批评日本的教育环境和科研环境缺乏个人激励机制。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却培养出了战后１２位诺贝尔奖得主。而且这１２位诺贝尔奖得主，无一例外都是日本国籍。然而，从来没有日本人跟我吹嘘他们日本是亚洲获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
我们中国也有不少学者获奖，但是无一例外，都不是在本土获奖。华人诺贝尔奖得主们也都抨击大陆的教育环境和学术环境，的的确确，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没有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我们那么多院士，有几位敢站出来说自己的成果是世界级的呢。
高中时曾经阅读过杨振宁的讲演集和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的随笔集《创造力和直觉》。两位大师级人物的文字都很精彩引人，尽管似懂非懂，但是隐约感觉到杨的文字里有很强的儒者正气与正统的味道，而在汤川那里，却透着老庄的逍遥自在。或许两位顶级人物的不同境界，代表了中日两国知识阶层的不同。路甬祥，陈章良，这些熟悉的科学家的名字现在都有官职的后缀，但是却阻断了他们向诺贝尔挺进的道路。甚至在海峡对岸，李远哲也脱不了中国的传统，学而优必须入仕途。这样的情形，在日本看不到。
我觉得，就外表而言，中国人大体外向开朗，喜爱言谈（中国人口民族众多，此说连我自己也觉得偏颇，因为我本人也不善言谈），而日本人则谨慎拘谨，不善言辞。但是从内心而言，我觉得中国人的心还是沉闷封闭，拘谨放不开的，而日本人的心里则活泼好动，甚至还留着孩童般的傻里傻气。
小泉首相反复强调要把日本的“潜在力”“显在化”，田中的获奖只是揭开了日本实力的冰山一角。田中如果不获奖，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上班族，就像大多数日本人一样，营造他们默默无闻的生活。我觉得，比起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来说，这些上班族应该是日本最大的一笔财富，是日本的脊梁。

体验东京的小资生活
在上野的国立西洋美术馆，我从开馆待到闭馆。
这里有莫奈跟马奈，罗丹和毕加索。
坐在《思想者》的对面，旁边陪伴的是莫奈的《睡莲》跟《泛舟》。
静悄悄的大厅里，没有人搅扰你跟这些大师的笔触和刻刀沟通。
在毕加索的玄奥抑或是涂鸦面前，在那扭曲的《男与女》上，我仿佛看到他在涂抹浓重的油彩。
中午，在美术馆中庭一间同样名为《睡莲》的咖啡馆里，我要了一杯咖啡加一小块蛋糕。
窗外，冬雨还没有停下脚步。《思想者》（扩大作）依然在雨中拿着他的姿势。天空的灰黑与他黝黑的皮肤浑然一色，只有远处依稀可辨的无家可归者的帐篷表现着最绚丽的蔚蓝。

我忽然想到了北京的三里屯。
三年前的初夏，我到北京查阅资料，几位在北京工作的同学邀我去了三里屯。那时候，那个地方虽然还不像现在这样出名，但已经是那些业已小康或者向往奔向小康的知识人向往或者业已出入的地方了。
我想那里肯定有很多格调很高的酒吧或者其他什么的，但是我们去的那家的确糟糕极了。
去的路上，就有小姐不断的勇敢地推销自己和姐妹们的肉体。
进去之后，在狭窄昏黑的屋子里拥挤着嘈杂的音乐和浮躁的人们。
色眯眯的日本老头拥着疲惫的妹妹，无聊的人们喝着无聊的酒，甩着无聊的扑克。
烟熏乐燎，似乎所有潘多拉盒里子的奇珍异宝都在这里放纵出来了。
我只能在朋友的挽留之中选择逃离。
我不敢嘲笑北京的文化人没有文化，也不敢否定三里屯有格调高过九重天的酒吧。但我想，人还是总要思考的，知识人更是要思考的。在肉欲，噪音和金钱的重围之下，津津乐道于泡吧的京城文化人到底在思索什么呢？是鸡尾酒妖艳的色彩，猛烈的味道和调酒师那卖弄的把式吗？
由酒精，色欲和噪音装填的浮躁的头脑，我想就像北京的天气预报一样，面对肮脏的大气，居然理直气壮地说：“今天有大雾。”
数年后，我来到日本，来到新宿的歌舞伎町，夜色里的嘈杂让我感到这里和北京的三里屯异曲同工。但是，区别在于，那里聚集的并不是知识阶层的群落。
我喜爱东京随处可见的咖啡馆，不必跑到银座那样的地方去，说不定在高楼的背后，在车站的小街里，在佛寺或者神社的旁边，一间小小的咖啡馆里的一杯热乎乎的咖啡，就会让你感到文化的温馨。说不定，你对面那花白头发的店主人也会写出与村上春树同样精彩的文字。
我已经定下下个星期的目标，还是上野。到东京国立博物馆去，那里不仅有日本法隆寺的宝物，还有梁楷，米芾，赵孟兆页。
地上的星星
我这个人，已经过了追星听流行歌曲的年纪。所以给当今的“哈日”“哈韩”少年们讲谷村新司，讲CHAGE&ASKA恐怕会被笑掉大牙。
日本的流行文化引领亚洲潮流，速度更新飞快，什么“MORNING娘”，那些１３、４岁的小星星们几年就换一茬。日本社会尽管老龄化非常严重，但是整个社会文化明显向年轻人倾斜，上了年纪，就意味着要退出流行的潮流。跟日本老人接触时，常让我感到尽管他们口头对年轻人很不满，但是心里头羡慕得要死，巴不得返老还童。
所以，在日本，一件东西是否流行，一定要看年轻人的脸色。那些开发流行商品的公司，都要去捕捉高中女孩子的脾好。
但是，这种情况在持续１０多年经济不振的现今，也有了变化。据说，现在流行商品的开发商已经把目光转到了４、５０岁的上班族身上，凡是他们喜欢的，就会流行起来。比如日本歌坛的常青树-——中岛美雪。
她的《地上的星星》已经１４０多周居于排行榜的榜首，创下历史纪录。我也爱听这位“欧巴桑”的歌，从刚开始学日语的时候。王菲翻唱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日文叫《口红》，旋律优美，百听不厌。这位特立独行的“欧巴桑”即是上班族们的偶像，每天夜里，日本的上班族们在加完班后，通常会拖着疲惫的躯壳到“居酒屋”（日式小酒馆）喝酒，或者去卡拉OK唱歌。《地上的星星》那雄壮的旋律，成为上班大叔们的最爱，久久回响在练歌房的各个包房里。
尽管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但是说实在的，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这个社会物质文明之发达仍然令人瞠目。要说日本社会最缺什么，我想应该是信心和活力。而中岛“欧巴桑”的歌则给这个社会注入了活力。
中岛的歌是随着一部系列电视片的热播开始流行的。
日本国家电视台ＮＨＫ从３年前开始播出名为《project X》的纪录片，回顾战后50年来为这个国家甚至全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们。一下子，那些默默无闻于历史的人们成了和娱乐圈的俊男靓女一样的名人。日本文化不事张扬，不以扬名为美德，这些尘封多年的故事，勾起了日本人对当年奋斗历史的回顾，也唤起了他们的信心。那些默默为公司奋斗，玩命工作的上班大叔们，从片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我也爱看这部片子，几乎每集不拉。从电视镜头里，我看到了到中国内蒙古沙漠植树300万株的9旬老人，看到了冒着中东炮火拓宽苏伊士运河的工人。为了世界第一个碗装方便面的诞生，研制人员天天吃面，不怕胃口倒掉；为了研制成自动清洗下体的抽水马桶，员工们轮流蹲马桶，有人的屁股不幸被未调节好温度的沸水命中。在修复日本国宝金阁寺时，为了把天井上的金箔贴得天衣无缝，一个工匠连续１０几个钟头仰头作业，中间不上一次厕所——这些奋斗过的人们真的就像人间的星星一样，多得数不清，照人前行。
从中，我了解到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真正原因。那些所谓专家们说日本经济腾飞有这因素，那外因，其实不通。一句话，还是人家专心致志地玩命。
一向不与世俗妥协的中岛美雪，首次答应在大年夜的红白歌会上登场，成为坊间一时的话题。但是她开出的登台条件是，不站在ＮＨＫ演播大厅的舞台上，而是在曾经让无数工人付出艰辛劳动的水库大坝的隧道里。
尽管我的老师，一位“欧巴阿桑”对美雪“欧巴桑”的歌一点也不敢感冒，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上班族大叔会为此而热血沸腾呢！

“妖魔化”日本的背后-写给互联网上仇日的朋友们转1

我的日本见闻，开头的话
３月２３日，我从东京回到北京。
在北京，我向朋友们讲起我在日本听到和看到关于ＳＡＲＳ病毒的消息。朋友们都是一脸的不关心和无所谓，尽管他们差不多都已经通过小道消息知道北京也出现了感染者。
那个时候，。
回到家里，家人也同样对ＳＡＲＳ没有多少了解，还开玩笑说我在日本染上了洁癖，告诉我，中国肮脏的环境早就磨练了国人的抗病能力。
那个时候，我变得有些气愤，因为我通过卫星电视收看到日本ＮＨＫ的电视新闻，日本４７个都道府县已经全部制定了应对ＳＡＲＳ的紧急预案，而在中国的电视里一位政府要员居然当着中外记者的面毫不脸红地宣称北京很安全。
现在，我不急了。因为整个政府都急了，整个中国都在上演亡羊补牢的经典剧目。
现在，似乎每个人都意识到了病毒对生命威胁的严重性，网络上的半壁江山都是“非典”的消息。但在这个时候，不好意思，我想把话题转移开。从ＳＡＲＳ转到日本。
我不知道，通过这次的事件，将来的中国能不能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是国家发展的唯一命题，日本这个国家已经多年经济零增长了，但是我看到日本在很多方面仍在扎实甚至是快速进步，把中国甩得更远。
我学习日语多年，之后又在日本待了一年。留日期间，在众多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我走访了大半个日本，尽管多属走马观花，但是近距离接触过普通民众的生活之后，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个活生生的日本是与我在国内了解到的日本多么得不同，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与中国有着多么深厚的联系，又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异。
在日本的时候，我反而常常思考中国的问题，应该是跳出五行之外，反而看得更清楚吧。我觉得，惹得我们热血青年们愤怒的根子其实不在日本，还是在我们自身。对比日本社会，反观中国社会的现状，透着一股浮躁之气，害人害己。我感到有必要把我在日本的见闻讲出来。我不是呼风唤雨的官员，也不是研究室做学问的学者，我只以我个人的角度，以我的责任，并以我最大的耐心试图说服青年朋友能够改变他们对日本的错误看法，哪怕就只有一个。 “妖魔化”日本的背后,写给互联网上仇日的朋友们

“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正是在这样的口号下、在两国官方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底下，民间对对方的不信任感都达到了３０年来的最高峰，无论是读卖新闻，还是中国青年报，调查数字都显示两国年轻人越来越讨厌对方了。
这种不信任局面的产生，当然与日本各界，尤其是的表现有着直接关系。但是我也感到，我们国家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问题。我们多年以来的教育，导致媒体缺乏对日本社会方方面面的真实报道，中国的互联网上更是充斥仇日情绪，少有认真的思考。我感到一种危机，我们的网络舆论有着妖魔化日本的倾向。
鲁迅先生在《透底》中说：
“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眉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读了这样的文字，我才斗胆敢顶着“汉奸”，“媚日”的骂名，来讲述我所了解和感受的真实的日本。
目前的这个日本，在美国的改造下，它已经从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脱胎换骨一个西方意义的民主主义国家。日本自从战败后，国内一直存在着和平主义思潮，尽管时高时低。反战仍然是日本社会的主流。
日本存在势力，但是势力不是洪水猛兽，西方各个国家都存在势力，他们的政治观点主要是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和我们国家的时下的民族主义愤怒青年别无二致。令人担忧的是极右势力的发展，但是这部分势力的影响不是主流，而且在日本的民主制度下，这部分势力的发展应该讲是有限的。
日本是个实行西方政治制度的民主国家，所以任何人都有他的发言权，包括极右势力，这一点国内的同志需要理解。思想无罪，只有日本的极右或者极左势力采取危害社会的行动时，日本的警察才能够出来镇压。
看待日本的政局发展，不能脱离日本的政治制度。日本战后讨论修宪几十年了，但是在日本的民主制度下修改宪法谈何容易。我们的过分宣传，只是让那些不出名的分子借机扬名。
可以断言，日本这个国家已经不可能首先对外发动战争了，除非它遭到了其他国家的侵略。日本人对战争记忆深刻，让日本的年轻人重新拿枪去打仗，简直是天方夜谭。复活军国主义，日本人自己首先不干。
日本的教育体制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全国统一的教科书，只有文部省的教科书审定委员会。我不了解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教科书发行体制，但是在日本，出版教科书比较自由，而学校采用哪种教科书也有很大的自由度。如果政府要干预，那是要打官司的。所以日本有否定侵略历史，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教科书，但我也亲眼见过白纸黑字写着“侵略”的教科书和那样的教科书教育出来的对中国怀有好感的中学生。（这样讲不意味着我同意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和日本文部省的做法）
网上经常流传一些帖子，把日本人一个个刻画成全都对世界大势了如指掌、对中国嗤之以鼻的长篇大论，最后遭到我爱国人士的断言谴责而哑口无言。很多青年朋友对着这样的帖子唾沫飞溅，宣誓爱国热情，发誓踏平日本列岛，搞一个东京大屠杀。我很怀疑这种贴子的真实性，我经常接触日本人包括各个阶层，各种政治观点的人士，这样长于辩论的日本人，直白地批评某个国家的日本人，恕我见识短浅，一次也没有碰上。
因为我们曾经遭受日本的侵略，所以我们应该比日本人更要反省历史，而不仅仅是记住仇恨。遗憾的是，我们的反省还很不够。
中国与韩国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古来日本人就崇拜中国的大国风范，直到现在对中国报有好感的日本人要比喜欢韩国的人多得多，甚至日本的很多人士，反美却并不反华。